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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枉存大義理，政府愛做小流氓

   一中國政府年年發表《美國的人權紀錄》，將人家公開媒體早已報道的不良現象吹毛求疵地羅列出來，而對於自家政治社會各方面的黑暗特別是層出不窮的人權災難，則是能遮則遮能掩能掩，實在遮掩不了，那就輕描淡寫、淡化處理。

   中國媒體當然更「歪」得一塌糊塗，對於國內無窮無盡的天災人禍是能遮則遮能掩能掩，實在遮掩不了，那就輕描淡寫、淡化處理；卻熱衷於無微不至地報道國外的不良現象和自然災難，一副幸災樂禍的味道。

   古人云：「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蒙，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徐幹《中論》）中國政府及媒體的做法，真可謂集「矇聵瞀」於一體也。

   董仲舒指出：「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 中國政府及媒體的做法，真可謂集「賊薄惑」之大成也。

   這種「內大惡不書，外小惡必書」的做法，完全違背了「詳內而略外，正人先正己」的春秋大義。

   二何謂詳內而略外？內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內外的界限有所不同。在衰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內」僅指魯國，連諸夏亦算是「外」，夷狄更是「外」；到了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諸夏劃歸為「內」，僅夷狄為「外」。

   詳略，詳細與簡略也。詳內而略外，意思是記錄史事時對內詳細對外簡略。記錄什麼史事呢？主要是壞事、惡事、不良現象。對內，政治社會方面即使是小小的不良也要詳細記錄下來，至於外人（外國），小惡從略。

   「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何休）；「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董仲舒）；「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寛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眾國也大惡始筆。」（徐幹《中論》）

   其次是災異之事。「《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皆善文，又皆有傳釋，不勞備載也。」（《春秋公羊傳註疏》）

   之所以詳內而略外，是表示正人先正己，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關此《公羊傳》有一段著名的闡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那麼，何為「自近者始」呢?何休注曰：「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

   春秋大義不僅詳內而略外，而且詳君而略臣。「《春秋》之法，以為天下有中外，侯國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略外域，詳大國而略小國，詳內而略外，詳君而略臣，此《春秋》之義，而日月之例所從生也。」（宋崔子方《春秋經解》）

   可知《春秋》之義，對不同的對象詳略不同，以內外而言，詳內而略外；以國之大小言，詳大而略小；以君臣而言,詳君而略臣。君主有惡必書，臣子小惡從略，對君主的道德要求比對臣子更高。

   三《春秋》要求：「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中國政府正好顛倒過來：首都不正卻要正各省，國內各省不正卻要正外國。

   詳外而略內，詳民而略官（對民眾斤斤計較對官員縱容不問），嚴人而寬己（對別人嚴對自己寬），躬自薄而厚責于外（原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以仁自裕而以義施人」（以仁恕對待自己，以道義苛責別人），「我無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我沒有的美德卻要求別人，我有的惡行卻指責別人）……一切都與儒家的標準反著來了。

   中國政府的行徑和作風，頗有小流氓的風範----上海灘的大流氓大概是不屑如此的，古代夷狄大概亦有所不屑呢，思之令人羞煞、痛煞、恨煞！

   孔子作《春秋》，于記史敘事之中寄寓著褒善貶惡的政治理性和價值標準，即春秋大義，可以給仁人義士以激勵，可以予亂臣賊子以震懾。因為《春秋》作為外王學的經典，蘊藏著孔聖強烈的正義感和道義光芒，代表著儒家的政治文明和社會道德理想，散發著文化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良知的力量。故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之言倒過來也成立：懼春秋者必為亂臣賊子。然而，不懼春秋者未必不是亂臣賊子。有人說，春秋戰國時期亂臣賊子尚有知恥之心，害怕孔子春秋筆法記下自己的惡行而遺臭萬年。然也然也，對於「特殊材料做成的」唯物主義者和毫無羞恥之心的小流氓，《春秋》奈之何？真理良知奈之何？孔孟重來，也不過多了個防控的對象而已。2010-10-1東海儒者余樟法首發儒學聯合論壇學術廳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0/09/30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