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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共識和中華願景---仁本主義宣言

   前言思想啟蒙、政治共識很重要，但仍屬於第二層面的東西。道德啟蒙、文化共識更重要。這才是更基礎更原則第一位的。不同的思想政治路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這裏的文化，涵蓋哲學、信仰、世界觀、生命觀、價值觀等等概念。

   沒有一定的文化共識，政治共識也很難構建起來。即使勉強形成某種政治共識，也是低層次而脆弱的，持而不堅堅而不久，經不起考驗。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文化立場是最根本的「道」。

   缺乏主導精神和共通價值的文化多元主義，無法形成必要的向心力凝聚力，反而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亂、文化的分裂、政治的粗俗和社會的浮躁。因此，在文化上，既要允許多元化，又要追求共通性和共同性。在中國，以儒家為主體，在文化多元之上凝聚、建立普遍的共識，乃是最佳選擇。

   儒家道德具有高度的普適性，形形色色的「主義」不難與儒家在道德層面取得共識，儒家「道并行而不悖」的政治恕道，則可以為各種正常或非正常的「主義」提供言說自由。

   文化共識更重要，意味著文化啟蒙、道德建設的重要性。沒有正確的世界觀人性觀，就沒有正確的價值觀政治觀，就難以建設良制良法。易言之，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政治。五四以來，思想文化不可謂不多元，民主啟蒙不可謂不廣泛，結果是種下了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百年滄桑，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歲在壬辰時逢龍年，除舊布新此其時矣。為了讓越來越多的人逐漸了解歷史真相、文明真諦和儒家真面目，為了早日重樹儒家文化為主體，重建中華文明的輝煌，特提出儒文化基本共識如下，供儒門同道和各界人士參考。

   我們的中華人類歷史就是一部善與惡、文明與野蠻的鬥爭史，中西都一樣，既不是一片光明，也不會一團漆黑。中國幾千年來，凡是禮崩樂壞與異端邪說佔上風的時代，黑暗也佔上風；凡是儒化程度較高的王朝，文明程度也較高。這已成為歷史規律。

   儒家以文明為區分華夷的最高標準。根據春秋筆法，「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中國退于夷狄則夷狄之」，意謂只要夷狄文明化、儒家化了，就是中華；漢族政權若野蠻化邪教化，就是夷狄。在這個意義上，儒家與中華可以划等號。

   今人多不讀、不熟歷史，受小說戲說的影響，想當然地認為古代王朝都腐敗透頂。其實，儒式王朝的官員多從儒生中選拔，文化底蘊較厚，人格相對健全，加上監管頗嚴，清廉為主流。王朝末期，腐敗現象會多起來，但儒式王朝無論怎麼腐敗糜爛，都有限度，且不乏清正健康者奮起力挽狂瀾。

   現代西方官員清正廉潔，是受到制度法律的剛性制約，非清正不可，不廉潔不行。但對古代儒官來說，道德的制約力量比制度法律要大得多。儒化程度較高的王朝，官員普遍廉潔清正。最典型的是宋朝，宰相中除了秦檜韓侂胄等極個別，無不廉潔，而這兩位宰相如放到今天，完全可以作為清廉模範推出來了。絕大部分高官大吏也一樣。宋朝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君臣的仁厚和官員的潔身自愛。

    「臣殺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中國政治制度的落後自清朝始，病根子則在元明時已紮下。宋后，蒙元和清朝是異族政權，雖然有所文明化中國化，仍將部落利益凌駕國家利益之上；明朱元璋太沒文化，刪孟事件對儒家傷害極大，貽害流弊深遠。故有「崖山之後，已無中國」之說。

   或說宋朝是最無能的王朝。太不了解宋朝了。當時政治、制度、物質文明和經濟實力皆遠遠領先世界。由於政策重文輕武，宋朝軍事較弱，但弱中有強，人心特強。蒙古鐵騎所向無敵，踏遍大半個地球，大小國家如湯潑雪一觸即潰。唯我大宋，抗戰期長達大半個世紀，僅襄陽一城就頑抗十年。最後崖山一戰，君臣軍民二十多萬共同赴死！

   當然，說崖山之後無中國，是就最高標準而言。實則明清和民國都可算及格的中國。明清君主專制強化，偏離儒家漸重：明是嚴重異化儒家，清是太重部族利益，相比宋朝都大踏步倒退，但仍各有其優。明制度在當時世界仍屬先進而儒家集團操守相當優秀。有幾任皇帝多年乃至二十多年不上朝，中央地方很多官位得不到及時「補給」，社會仍相當正常穩定。

   清朝儒家扭曲更嚴重，制度方面比明更差勁，而西方擺脫神權壓制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加速發展，更襯託了清的落後，慈禧又狠狠扯了一把後腿。但就是這種情況下，仍出現了追求進步的洋務派和致力改良的康譚集團光緒帝。可惜天不佑中華，儒家集團改良立憲以失敗告終。

   周公制禮作樂，體現了外王的輝煌，漢朝的制度法律建設，是在儒學特別是外王經典《春秋》指導下進行的，此後外王學一直郁而不彰，清晚期冒了個泡，推出了一批改良派。可見這個泡還是頗有效果。如果不是慈禧們的顢頇和作梗，歷史掀開的或許是另外一頁。

   我們的中華（二）受西方工具理性的影響，很多人一講到中華文明，便舉出四大發明，其實，中華文明主要在道德文化政治社會等領域---這是儒家最擅長的。雖然實踐脫節于理論，歷代王朝畢竟受到儒文化的制約和導向，文明度相對較高，整體高於西方。

   華史確載的著名盛世有四：成康、文景、貞觀、康乾。

   成康之治為正宗儒家盛世。周文王時就有「畫地為牢，刻木為吏；洽政恤民，囹圄皆空。」之說，周朝成立，建禮樂制度，到成王康王時鼎盛，「四夷賓服，海內晏然，囹圄空虛，刑罰不用。」刑錯四十余年不用---四十多年沒人犯法啊。

   堯舜禹湯部落聯盟相當鬆散，相當於邦聯制，西周各封建國與「中央」聯繫加強了，各種規章制度細密了，天子權威強化了，但也只相當於聯邦制。當時物質及技術自然不如後世，制度亦不如現代西方健全，但論「精神文明」，僅成康間「刑錯四十余年不用」一點，就是現在美國和西方望塵莫及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西周的「鄉舉里選」周朝作為封建制，當然有「親親」和「世卿世祿」的階級性，但底層人士亦有頗為公正的上升通道，大夫以下官職實行鄉舉里選制。被選舉者可任官、頒爵、授祿，特優者為「貢士」薦給天子---這堪稱古代的、中國特色的中基層選舉。

   周朝八百年天下堪稱奇迹，創造這一政治奇迹的正是王道。無論怎樣禮崩樂壞，作為意識形態的道統始終在深處起著作用。道統，就是堯舜禹商湯周武相傳的心法，精一執中也，建中建極也，德也，仁也，敬也，誠也，即仁本主義也。王道，指道統與民意合法性皆備。

   秦漢以後，漢唐宋皆不夠儒家，亦頗文明。西漢孝文孝景連續四十多年清靜無為與民生息，稅率從十五稅一、三十稅一到文景之時全國免稅（田租），囹圄幾空，稱文景之治；唐朝太宗貞觀年間二十多年清明安定，犯人寥寥，稱貞觀之治。康乾之治比之前盛世差遠，但與民國以後相比仍不愧盛世。

   或說成康、文景、貞觀都是無為之治。可以這麼說，但要知道，那是儒式的「無為」。成康、文景、貞觀之前，各種文物典章制度都已完善，在當時文明度蓋世無雙，大框架可以沿用相當長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君主們制度就以無為為高，致力於修養身心、弘揚道德、普及文化等「修為」。

   盛世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制度的文明，也包括一定的物質文明，周朝對「百工」和物質的開發很重視，周禮中有《考工記》。文明的核心是道德，西周是為國以禮、為政以德的典範。儒家就是孔子集三代文明、文化之大成。

   中國歷史上物質經濟之繁榮，就整體、全局而言也長冠全球。英學者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指出，自公元元年直到1870年，中國經濟總量一直名列世界第一。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的1820年，中國的GDP佔世界的比重高達33%。（他將各國歷史中記載的經濟資料折算為當時的實際購買力PPP，以一種國際元為單位，再據此推算出GDP與人工GDP來，得出「中國的經濟佔世界GDP總量」。）

   順便介紹一下，古代儒式王朝有一個共同特徵：低稅率。如漢朝慣例是三十稅一，文景之時全國免稅。劉秀在反抗王莽和統一中國的戰爭時期曾十五稅一，但戰事尚未結束就恢復三十稅一的舊制。

   儒佛道作為中華文化三大統，共同塑造了中華民族的道德精神，締造了中華文明的歷史輝煌。其中，佛道為輔，儒家為主。數千年來，任憑王朝盛衰興亡，甚至夷狄入主中原，倫常之化廉恥之風畢竟長在，賴有道統維持。政治最黑，儒家學統不絕，文明之光不滅；政治最黑，社會仍有底線，良風良俗仍存。

   唯獨經過五四非理性的「亂打」和文革毀滅性的踐踏，中國的歷史、文明和文化被全方位抹黑，蒙受奇冤，中華民族因此喪根失本、失魂落魄，飽受人禍。

   儒家與中華血肉交融不可分割。中華是儒家身，儒家是中華心，身心合一。儒家與中華一體兩面，興儒與興華相輔相成。

   我們的主義儒家以仁為本，為諸德之冠。仁可以統率和涵蓋所有道德元素。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這個「一」，就是仁。仁既有形而上的超越性，又有形而下的內在性，貫徹一切現象之中。《易經》的乾元、《禮經》的太一、《大學》的至善、《中庸》的誠，程朱的天理、王陽明的良知，儒學典籍中的天道、天命等等概念，都與仁同義或者近義。

   我們的指導思想是仁本主義，她有如下特徵。

   在哲學問題上，仁本主義超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倡心物一元論。意識與物質都屬於現象，統於一。一元者，乾元也。這才是人之本性、生命之本質、宇宙萬物之本體。

   在體用問題上，仁本主義堅持「體用不二」的原則。「體用不二」是熊十力思想體系中最基本的觀念，強調「本體現象不二，道器不二，天人不二，心物不二，理欲不二，動靜不二，知行不二，德慧知識不二，成己成物不二」。

   在自他問題上，仁本主義超越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一方面「古之學者為己」，一方面「仁者愛人」，自立立人自達達人，利己利他不二。因為利己利他都是人的本能，是本性的作用。

   在政治上，仁本主義愛集體愛國家愛民族愛社會，但反對將它們「主義」起來。仁本主義超越其它一切主義。仁愛有序而無限，由近及遠，由人及物，親親仁民愛物。「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這是儒家仁愛在政治層面的展示，這一遠大理想只有在儒家道統指引下才能實現。

   同時，也不完全認同人本主義（包括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涵蓋而又超越她們。人本主義強調人的主體性，重視人的肉體生命，著眼于外部政治社會之自由；仁本主義強調道德良知的主體性，在重視人的肉體生命的基礎上進一步重視人的靈性生命，在注重外部政治社會之自由的同時致力於追求內在意志道德之自由。

   仁本主義致力於社會的健康自由，又致力於心靈健全和自由，政治文明道德建設雙管齊下；她關愛人類兼及萬物，愛有層次而無局限，可以避免人類中心主義。她追求個體身與心、群體人與人及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高度和諧。

   仁本主義兼具「格物致知」的科學精神、「正心誠意」的道德精神和「治國平天下」 的政治精神。

   科學致力於物質文明和物質自由，道德注重精神文明和內在自由，王道政治追求制度文明和社會自由。物質養生，道德養心，制度養民，這一切都歸結于「修身」----將人類的個體和群體不斷地向至善境界「修」去。總之，仁本主義對於人類的一切內在修證和外部實踐，包括各種生活、社會、政治、科學實踐，都具有綱領性意義和指導性作用。

   主義，往往意味著信仰、唯一、至尊、至高無上。很多好東西一旦主義化，就有弊端甚至惡化。例如國家、社會、民族、科學等，何嘗不值得熱愛或弘揚？但它們一旦主義起來，無不面目可憎流弊無窮。唯獨仁本主義例外。因為「仁」具有至高無上的普適性，仁義就是中庸，永遠不會「過」。就像自由不怕獨尊一樣，仁與良知更不怕獨尊。

   仁本主義一元化，可以更好地為多元化提供最佳保障，猶如乾坤一元（乾元涵坤元）促進萬類自由。指導思想的一元與思想學術社會文化的多元相輔相成。某種意義上西方社會也是一元之下的多元：任何思想信仰學說主義都擁有言論自由，但都不能推翻自由主義的價值原則，不能進行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反平等的政治社會實踐。

   仁本主義一元化，實質上就是仁義道德挂帥，讓一切仁義化：政治仁義化，為仁政；制度仁義化，為良制；法律仁義化，為良法；官員仁義化，為清官廉吏；社會仁義化，為良風良俗和君子社會。西哲說過：道德是文明的核心、自由的本質。論儒家政治的文明性和自由度，在古代，遠高於法家及基督社會，在民主時代也應高於自由社會----若有實踐機會的話。

   我們的信仰在信仰問題上，仁本主義堅持良知信仰。儒家不是宗教但有宗教性，重信仰，信解行證，一體歸仁。信即信仰。聖賢信仰和傳統天地君親師信仰，都以良知信仰為出發點。

   天命之謂性。仁性即良知，即人之本性，天之所命。這是生命本質和本質生命，相當於佛教的佛性，道家的道心。良知人人皆有，故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良知人人平等，故王陽明說：「自聖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達四海之遠，自千古以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

   五四以後國人喜走極端，重視什麼就把什麼上升為主義，科學民主個人集體民族國家社會等等，都曾經或還在被主義著。殊不知，任何現象界的事物，無論怎麼重要，都不宜主義化。其中「個人」比較接近「本質」，但終究非本質，主義起來亦有弊端。國以人為本，身以心為本，心以良知為本。良知才具有最高本質性，才有資格主義化。

   因為信仰良知，故人生要努力良言良行，社會要倡導良風良俗，政治要追求良制良法；因為信仰良知，故「君子有三畏」。天命、大人和聖人之言，三位一體。天命即良知，大人是聖人之有權位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就是大人，道統由他們一路傳下來，由孔子承前啟後。孔孟之道，亦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面對道統只能「規規矩矩」兢兢業業。違背固不得，「創新」也不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也。孫文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把它發揚光大」。很遺憾他在此基礎上另闢「三民主義」新徑，雖然不違，畢竟有偏。

   聖人是良知的象徵和化身，對良知實踐最深入、證悟最到位，最值得全人類學習。孔子之所以特別值得尊重和崇拜，原因在此；孔子是中華文化的最高代表，是我們的民族魂，原因亦在此。這也是聖人崇拜與偶像崇拜性質不同的原因。 畏天命，必同時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聖人德性圓滿，言論亦必圓滿，所闡發的仁義中庸誠信諸原則義理，普適於古今中外，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古而無疑，是辨別王與霸、義與利、華與夷、是與非、善與惡、正與邪的最高原則和標準。即使各種因機審事之言，也是智慧的結晶，具有相當普世性和高度啟發性。

   聖人之言結集，就是聖經---儒家經典。聖人之言和經典義理，正確性真理度極高，高明精微，無懈可擊。因此，儒家不反對教條主義。因為儒家教條具有普適性，任何人物集體勢力社會民族，偏離了就會出現失誤，犯錯；違悖了就會流於邪惡，犯罪。特錄幾條孔子教條共賞：

   仁者愛人；為政以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哪一句沒普適性、哪一句非黃金律？

   儒家不反對原教旨主義。儒家大中至正，所謂原教旨是「原」到孔子的教義德旨，「原」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道統上去。所謂復古更化，精神越傳統（道統），政治越是現代，道德越反本，制度越能開新。

   我們的人性觀在人性問題上，仁本主義堅持性善論。

   性善性惡都是就本性而言。王陽明四句教「無善無噁心之體」即說本性，此性超越一般善惡概念，非善非惡，是為至善；「有善有惡意之動」則謂習性有善習惡習之分。《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為體，為至善；和為用，為善習。相對惡習而言，善習是更加根本的。

   儒佛道三家人性論主流皆主性善論。本性至善習性多惡，這是人性真理，也是三家對人性的基本認證。儒家並不否定人性中惡的存在，相反，對人性之惡有深刻的認識，但不像性惡論那樣局限於人性惡習層。

   本性至善，故生命至貴，人格尊嚴；習性易惡，故必須防範，需要良法。儒家教育是涵養擴展本性之善，政治則針對人之習性，導善制惡，獎善罰惡，其中法律更是對惡行的直接懲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儒家禮法並稱，單言禮，則涵蓋法律。

   孟子說：「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有學者解釋為：說別人不好，有後患怎麼辦？以為孟子是口不臧否他人是非的鄉愿呢。其實此言是提醒，性惡論對人的侮辱輕蔑是根本性的，後患無窮。他果然有先見之明：荀子倡性惡，結果導出了法家，法家導出的秦王朝和秦制度，肇禍天下，貽害無窮。

   某些自由派有兩大誤會：一是將私心和慾望視為惡。其實它們是中性的，非善非惡，可以形成善習，也可以形成惡習，本質屬於的至善，是人類存續、文明發展的內在驅動力。若斷絕了私心慾望，生命都難以延續，還說什麼善惡？

   利己利他都是生命本能。發自「自私的慾望」的行為只要不損人，就符合道德原則。同時，利己追求客觀上往往會產生利他作用，讓私利變成公益。亞當斯密在另一部名著《國富論》中認為，受利己心激勵的理性經濟人在「看不見的手」引導下追逐自身利益的行為，往往會無意識地促進社會利益。

   其次是誤認為自由主義建基於性惡論。自由主義並沒有明確的人性論，或者說，其人性論既非性善論也非性惡論，頗為「中性」。亞當斯密和休謨對人的自私心與同情心都有一定認識，但不以善惡論本性。某些自由派以性惡論為自由主義的人性預設，應是受了基督教「原罪說」的影響。

   西方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堪稱西式性善論者。儘管深淺不同，其《道德情操論》對人性的認識與儒家性善論暗契。他從道德心理學角度對人的行為動機進行研究，認為人的自愛動機天然地受到「同情」機制的制約，從而使人的求利激情得到抑制緩和，使逐利行為合乎道德與正義的基本要求。

   《道德情操論》第一卷「論同情」寫道：「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這種憐憫或同情就是孟子所說人皆有之的惻隱心。

   康德雖未見性，但在他的自由意志論和道德論中，對本性之善有相當認知。他認為，良心不只是一種能力，而且是一種根據道德準則來判斷自己的本能；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之所以成為人，就在於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名言：「世上最使我們震撼的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我們的政治觀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仁本主義政治原則是：以民為本。

   熊師十力在《讀經示要》中闡述群經言「治」有九大義：「一仁以為體，二格物為用，三誠恕均平為經，四隨時更化為權，五利用厚生本之正德，六道政齊刑歸於禮讓；七始乎以人治人，八極于萬物各得其所，九終之以群龍無首。」這是仁治（仁本政治）即民本和王道政治的要義。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是王道最高境界，可稱為大同王道。堯舜禹三代是大同王道古代形態。封建制的夏商周和中央集權制的漢唐宋，兩種君主制，同為家天下，為小康王道。西周得小康王道之正，漢唐宋就差了，明清則更差。君主時代，政治文明整體上呈「負發展」狀態。

   孔孟懷抱大同理想，但所追求的則是小康王道。我們追求的新王道是儒家憲政，以全球大同為最高理想，以民主製為初級階段。民主在西方漸成熟，中國可縮短或跨越之。

   政教必須分離，政道應該合一。西方中世紀政教合一，導致政治宗教化和野蠻化；儒家政治正好相反，道統高於政統，追求政道合一，推動政治道德化和文明化。西方中世紀的漫長黑暗，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教條主義造成的；中國明清以來逐漸落後，則是偏離了孔孟原教旨和經典教條所致。

   我們認為，仁義、誠信、時中、中庸諸原則具有至高無上的普適性，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觀亦具有一定的的普世性，可為仁本主義所涵蓋，民主與民本、自由與秩序、平等與差等、人權與主權、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可以在仁本和王道的平台上取得一致。

   仁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合則兩利，違則兩敗。自由主義反儒家，讓自由追求喪失基本道德力量，讓民主建設喪失本土文化基礎，民主自由遂成空中樓閣；儒家反自由主義，是反對政治現代化和自由人權等價值觀，自絕於時代潮流。民主制比起君主制來，更有利於落實民本原則，真儒家不會反自由主義。

   儒家只論優劣是非善惡正邪，不論其它立場。如果是劣、非、惡、邪的壞東西，傳統的也好，「友軍」的也好，都將毫不留情地排斥拒絕之；只要是優、是、善、正的好東西，西方的也好，敵方的也好，照樣海納百川地攝之融之，就像攝影和融資一樣。對於民主自由就應如此。

   我們主張中國特色的民主，以道統開出政統，以法治為德治基礎，視憲政為現代仁政。

   儒式開明君主制有其歷史合理性，清末君主立憲制也有其合理性。君權虛化，君為象徵，憲政為實，是最佳制度選擇。但中國化已久的清朝被革命后，再立新君，就沒有傳統傳承和民意基礎了，再搞君主制，絕對比民主更艱難，可能性為零。不僅袁世凱段祺瑞，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能為力。

   發源於西方的民主制也有很多不足和弊端，更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政治問題。但是，她以選票取代槍炮，以光明正大的和平競爭取代各種惡性鬥爭乃至戰爭，為國家權力的更新換代提供了最為文明的方式，是到目前為止最不壞的制度形態。我們可以發展、完善她，不能反對她。

   民主制可以更好地落實民本原則，符合「選賢與能」的公天下精神。民主三要素或「六字真言」為：定期公開選舉。領導人要通過民選，不能無期和黑箱操作。中國特色的民主「特殊」在於：1以仁本主義為指導思想，建設以儒家為文化背景、民主為制度平台的高度自由的社會；2與科舉考試製度相結合。

   相對根本性的社會制度，科舉制度屬於「下位法」，既適用於君主制，也適用於民主制。在仁本主義指導下，民主加科舉是最佳制度選擇，民主選舉領導人，科舉選拔公務員。

   君子群而不黨。政黨應該是高文明群體，與西方政黨類似，只是文化道德方面應該更加高標準嚴要求，遵守法律是必須的，還要成為道德典範，在法治基礎上進一步追求德治，建設良知世界。那將是特別自由和諧溫暖美好的社會。

   儒化就是仁義化文明化。儒家民主，意味增加政治、制度、法律、社會之道德含量，使民主更優質，使政治更文明，社會更和諧，秩序更好而自由度更高。故儒化程度越高越好。台灣民主就越來越具有中國特色，繼續儒化下去，完全可能超越西式民主。

   結語鑒於官民、社會、民族矛盾越來越嚴重，鑒於政治惡化、文化劣化、道德沙化、社會原子化趨勢越來越嚴重，鑒於歷史又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我們特提出以上常識和正理，希望能夠起到一定的救衰補弊和良性導向作用，以逐漸凝聚文化共識，爭取早日還本開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中國的累累惡果，肇端于「打倒孔家店」。當今要務和治本之術，就是重開孔家糧食店，重建道德根據地，把顛倒的一切重新顛倒過來，把良知良能、常識常理、正知正見重新弘揚起來。這是政治文明和制度建設的前提，是仁者愛人的優秀表現和道援天下的重要方式，是當代儒家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東海儒者余樟法2012-1-28草于南寧 2012-3-8二稿 《儒家郵報》首發

(儒家共識和中華願景 全文完)（2012/03/07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