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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的局限

儒家沒有局限，但歷史有局限，人類有局限，儒者也有局限，不可能人人都是聖人；儒家政治也有局限，雖然文明度高，但並非完美無缺。別說元明清等偏統，即使是夏商周漢唐宋等中華正統，同樣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缺陷。

人類惡習深重。一個人要建立君子人格不容易，有志於學是必須的，但不能保證每個學者都能「三十而立」，不能保證儒家群體都是君子；一個政權要抵達王道境界同樣不容易，儒化是必須的，但不能保證每個儒化的政權都能王道平平並持之以恆。

歷代儒家王朝末期，往往政治無道，腐敗嚴重，有兩大原因：一是越來越偏離乃至違反儒家原則，二是家天下君主制，兩大原因密切相關。

民本位、民重君輕、以道制勢、道統高於政統等王道政治原則，在君主時代未能完全落實，更別說天下為公了。君主本位、君重民輕、道制于勢、政統高於道統等傾向，很容易在家天下時代產生。

家天下君主制有其先天性的制度缺陷，即使儒家王朝，盛世也不久長。其最大問題是過度依賴君主個人道德修養，一旦出現昏君暴君，後果不堪設想。唐朝是中華正統，統一時間最長、國力最強盛的王朝之一，但整體上政治品質仍很有限，早期宮廷內鬥血腥，中晚期內亂內戰不斷…

家天下君主制的痼疾之一是「閹禍」，即宦官干政或專權導致各種惡果。黃宗羲指出：「奄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以來，人盡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豈無法以制之與?則由於人主之多欲也。」明朝的閹禍尤為嚴重：「閹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而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

自古政治上的反儒派和亂臣賊子，不外乎四種人：一是邪人，即發明和信奉邪說的人，如商鞅韓非李斯趙高；二是暴君或邪教教主，如秦洪毛；三是奸臣權相如韓侂胄；四就是太監，如唐朝殺過二王一妃四宰相的大宦官仇士良。

仇士良告老時向徒子徒孫傳授固寵弄權經驗：「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

我曾經總結家天下君主制的三大弊：

其一是君主權力過大，缺乏有效制約。若出昏君暴君，危害特別重大。為了糾正或救治君王的錯誤，為了堅持正義維護公道，救民救國，無數儒者付出了各種巨大代價包括生命。

其二，在天下為家的制度框架下，民本原則和國民利益不易得到強有力的有效保障，很容易受到侵蝕和破壞，以民為本很容易變成「以家為本」和「以君為本」。如明朝就是流於君本，清朝則滑向「族本」--滿族主義。本來是 「天下為主，君為客」，卻演變成了「君為主，天下為客」。（王夫之）

其三，最高權力交接問題，自古以來始終沒有得到較好解決。儒家王朝對這個問題也都很棘手，這方面常常難免血腥暴力和陰謀，為之君臣反目、兄弟為敵甚至父子互斗。三代乃文明典範，然夏朝開國之君啟，對不肯臣服的有扈氏不得不「恭行天之罰」。啟乃禹子，德望甚高，仍不得不如此，可慨也夫！

對君主制三弊，民主是最不壞的解弊葯，一可局部實現天下為公，二可對領導和官員群體形成有效制約，無論他們如何昏暴，危害有限也。

夏有桀商有紂，西周有厲幽，家天下君主制的制度缺陷是主要原因。在君主制的框架下，民本原則容易異化，民意合法性很難保障，昏君暴君難以得到有效制約。對於這個政治難題，唯古代中國「天下為公」的禪讓制和現代西方「定期公選」的民主制，能夠切實解決之。

家天下與民本原則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定的歷史張力，最好也是小康制，有局限。儒家始終以「天下為公」為理想追求，但也承認家天下的歷史合法性，擁護君主制，並非以之為理想，而是對歷史局限性的尊重。社會進步文明發展需循序漸進，君主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有其合理性。

人從幼稚到成熟有一個成長過程，可用聖賢高標來引導之，不可用理想人格來苛求之，歷史也一樣，可分為據亂、昇平和太平三世，在據亂升向太平的漫長進程的某些階段，「家天下」甚至「霸道」都屬於次優選擇，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如孔孟，懷抱大同理想，現實追求則是小康。

「以人成長喻史」，取其一端而已。古人云比喻都是蹩腳的。歷史的發展非直線型而是螺旋形，還會大拐彎。東海早有文章指出，三代至今，拐了一個幾千年的大彎，政治文明一直在倒退，即光明越來越弱黑暗越來越深，但從更高廣的歷史角度看，人類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終究是要上升的。

關於政治文明會不斷發生歷史性倒退的觀點，並非東海發明。法國路易斯說過：人類文明在各個領域都不斷進步，政治領域卻例外。（大意）不同在於，東海認為政治不是永遠倒退，而是拐了大彎，從更高的歷史維度看，政治同樣是趨向文明的。拐的彎大，屆時進步的速度力度也會特別大。

由於人類惡習深重，歷史在即使進入昇平世，仍有反覆和倒退，有可能退回據亂世。但是，良知終究是人類本性，其正面作用終究會越來越大，人類社會終究要蜿蜒曲折而百折不撓地升向太平世。堯舜時代的大同，屬於原始模式，未來的太平世才是大同理想的終極模式。

人類歷史是善與惡的鬥爭史，惡佔上風為據亂世，善佔上風為昇平世，善占絕對上風為太平世。太平之前，善惡之間的拉鋸戰極為長久。但從整體和全局而言，人類文明必是「越來越好越來越成熟」的。就像佛教說眾生最後都是要成佛的。一闡提斷絕善根必下地獄，但仍有佛性仍可成佛。

中華文明超越西方几千年，足以證明儒家的優秀。但反儒派多昧於歷史，把幾千年中華看得一片漆黑。一些人雖不反儒，但受蒙昧派影響，對中華歷史評價偏低，對歷史的局限性亦缺乏基本同情，習慣以現代文明的標準去衡量古代。

有人問：「儒家為何兩千年間無法拯救中華，只是倒掉一個王朝又建立一個新王朝然後再倒掉，為啥走不出這個怪圈？」這就是文明相對性，在大同理想實現之前，光明與黑暗的拉鋸戰是持久的。這種相對性，根源於歷史有其局限性，最好的文化在實踐中也不可能超越歷史。要求古人超越歷史局限開出和實踐民主，是不現實的。家天下君主制一定程度、一定階段合理性，就是建立在歷史局限性基礎上的。

新華網說「中國仍在努力擺脫兩千多年人治的陰影」雲，這是對歷史和儒家的雙重無知。儒家仁政德治落實于制度，就是禮制，禮樂刑政具備。從堯舜到明清，所有儒式王朝實行的都是禮制。古代禮制當然難免歷史的局限性，但絕非人治則是毫無疑問的。

歷史的局限性根源於人性的局限性。人性有本習習性，習性分善習惡習。由於人類惡習深重，文明的進步、歷史的發展是螺旋式的，政治文明還會發生倒退現象。儒家懷抱理想的遠大，同時又尊重現實的嚴峻，其實就是尊重歷史和人性的局限。儒家在主權問題上有時候對民意的尊重順從，就是這種尊重的體現。

（二）中西可合璧

在制度上，我們必須承認民主的優點。民主的制度品質不僅高於納粹和馬列的黨主制，也高於古代君主制。

康曉光先生曾說：「政治競爭的結局與文化競爭的結局息息相關。如果西方文化勝利，中國將走向民主；如果儒家能夠復興，中國將走向仁政。這是一場殊死的決戰。民主化將葬送中國的未來，儒化最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

我完全不認同這個說法，太危言聳聽了。對民眾進行道德啟蒙、文化教化，對「全盤西化」論進行思想糾偏，都是儒家的責任。但無論西化派如何，儒家不可能與之「殊死決戰」。政治道路選擇，儒家會尊重民意。

儒家與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兼容，原因有三。一是哲學相通：仁本主義和個人主義有高低之別，無本質之反；二是政治相通：儒家民本，自由主義人本；三是制度相融或相容：現代禮制，以自由主義為政治性輔統，汲取其民主制精華；民主制下，儒家的言論自由也可以得到保證。

儒家最需要爭取的是言論權和教育權。如果儒家盡到了文化責任，全體民眾依然要選擇西化派的主張，那就只能付諸天命，怪不得西化派。歸根結底，政治制度的決定權應該屬於全體國民（整體性民意），易言之，民眾擁有終極決定權。民意的局限性就是歷史的局限性。

西方民主制和儒家君主制，各有優點也各有局限，都不值得過分抬舉。君主制固然痼疾多多，民主制同樣弊端重重。儒家「不完全認同」西式民主，認為儒憲高於自由憲，中國的民主應該接受仁本主義道統的指導，但同時又把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區別開來。自由主義是不夠好，不太好，不是惡。因此，儒家絕不至於以自由主義及其「西化派」為敵，發展到「殊死決戰」的地步。

民主解決的是國家（政府）權力的來源和傳承問題。其制度品質不僅遠勝於一黨獨大的黨主制，也勝於歷史上的開明君主制，與堯舜禪讓制精神遙契相通。若能以仁本主義指導其建設，進一步優化其品質，完全可以更好地落實民本原則，成為新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主制中有不少好東西值得借鑒。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官財公開制等等。在新禮制中，新領導人產生，先由文化政治群體共同薦舉，次由老領導人考察同意，再通過一定期限的實習試用，最後一環就是付諸全民公決。（詳見東海《文化決定論—兼論中華憲政》）

對於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法治憲政，儒家不可能反對但能夠超越。德治超越法治，禮制超越民主制，中華憲政超越自由憲政。在新王道框架中，自由和秩序品質雙高，平等和差等各適其用，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民權和「君權」（領導權）各有範疇，民主和「君主」各有其宜，都會得到合適尊重和妥善安排。

有人問：「如果民眾選擇了惡制怎麼辦，儒家豈能聽之任之？」答：如果全體民眾有機會接受儒家教育，並且真正擁有自由選擇權，是不可能選擇惡制的。如果全民依然棄良選惡，那隻能說：天亡我，非戰之罪也。然後等待國民覺醒，為民爭取重新選擇的權力。

如果儒家擁有言論權教育權，可以自由地發言弘道和建校辦學，依然不能導良民眾，讓民意作出正確選擇，讓政治和社會儒家化，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歷史的局限根源於人性的局限，是社會共業、人類共業的局限。共業由個人業力的綜合形成。業力決定著個人的命運，共業決定著共同的命運。

在某些問題上，民眾的選擇或取向即使錯誤，也應尊重其選擇，而不能強加于民。如湯武革命，有天道民意的雙重保障，順天應人，缺一不可。應人即順應民心民意。不能應人，就是逆天。

關於民意，儒家尊重民意又不唯民意。我曾提出儒家的三權分立論：治權在君，教權在儒，主權在民。

人民、君主（政府）、聖賢各有代表性，都是天意在人間有三代表。主權在民，權為民所授，即受命于天；治權在君，權為民所用，即替天行道；教權在儒，聖知性知天，可替天傳道。就主權而言，民意代表天意，不可剝奪；就治權而言，君意代表天意，不可違逆；就道德而言，聖意代表天意，不可輕侮。

換言之，主權問題，天下之民說了算，故強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治權範疇，受命之君（政府）說了算，故強調敬天保民、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道德領域，中道之聖說了算，君主及民眾都要接受聖人聖經的教導。

三權分立，由三代表分掌。西方民主制，民權過重，民意容易膨脹，政治和文化常被民意干擾；古代君主制，君權過重，民意易受壓制，民權和教權易受君權侵犯。兩種政治各有優勢，又都不夠合理。現代禮制應該兼取兩制之精華而去其不足。主權政權教權相輔相成，又各自保持一定的獨立性。

民、君、儒三方各有各的權，各有各的尊嚴。君要尊民，獲得民的授權；民要尊君，接受君的領導，君民都要尊重聖賢的教導，以儒學為指導思想和第一學科。民權獨大就是民粹主義，君權獨大就是極權主義。唯以儒立國，不僅可以杜絕極權和民粹，還可以超越民主，實現王道。

《表記》強調：「上不瀆於民，下不褻于上。」不瀆於民，即尊重人民，以直道接民；不褻于上，即尊重君上，以正道事上。君民互重，上下互敬，一切都好辦，社會想不和諧都不容易。君主制容易上瀆於民，民主制容易下褻于上，各有不足和弊端。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禮記•緇衣》）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唯有儒家政治做得到；教之以政，齊之以刑，民主政治差不多。至於馬家政治，教之以邪，齊之以權，民有噁心。注：格心，歸正向上之心；遁心，逃避苟免之心。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緇衣）禹帝登基三年，百姓的仁德就有所成就。並非百姓個個都是仁人，而是因為禹帝好仁，百姓受其感化。上有道統，帝有大德，民德想不好都不可能。

論主權，民與君是主客關係，民為主君為客，民貴君輕；論治權，君與民是主從關係，君為主民為從，君尊民卑；論教權，聖與人是師生關係，聖人為萬世師表，道統代表，君民共尊。這裏的教指文化啟蒙和道德教化，即文教、德教。道統高於政統，天爵高於人爵，故教權高於政權君權。

只有這樣中西合璧的制度，才能徹底擺脫歷史局限性，真正跳出歷史周期律。

（三）跳出周期律

歷史周期律指歷史上的政權經歷興衰治亂、往複循環呈現出的周而復始的周期性現象。家天下君主制無法跳出歷史周期律，是一種歷史的局限和無奈。西方古代也沒有跳出這個周期律，橫向比較，古代儒家王朝的文明程度和時間長度整體上超越西方多多。

黃炎培當年在延安問毛氏，中共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毛氏回答說：行，這就是民主。其實，民主也只能局部、初步跳出，唯通過現代王道禮制，實現太平大同理想，才能真正跳出這個周期律。

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不錯，可以治國家致昇平，然不足以為萬世開太平也。民主制度頗合天下為公之意，然雖能與能，不易選賢，作為指導思想的自由主義，文化品位和道德資源皆遜於仁本主義，仍非政治大道。

說「西式民主制優於家天下君主制」，是就制度層面而言。文化和制度密切相關又有所區別。儒文化可以開出公天下禪讓制、家天下君主制、君主立憲制和儒家憲政。自由主義開出的現代民主，作為制度雖優於古代家天下君主制，終非王道德治，遠遜於儒憲，其文化背景更遠遜於儒家。

歷史周期律並非黃炎培的創見。中國自古就有一治一亂的循環歷史觀。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孟子在《滕文公下》中依據道統觀念梳理了歷史發展線索。當有聖人出現之時，聖人之道昌盛，天下大治；當「暴君代作」之時，聖人之道衰微，天下大亂。天下一治一亂，處於循環之中。在這種治亂循環的歷史周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孟子的歷史觀影響深遠，董仲舒的「三統」循環論、邵雍的「元會運世」思想都 是典型的歷史循環論。朱熹也說: 「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 一衰了又一盛, 只管恁地循環去, 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於世， 定是生出非常之人。蓋一治必有一亂, 一亂必有一治。」(《朱子語類》) 朱熹所表述的歷史循環論與孟子一脈相承，但視界改為廣闊。

朱熹認為，人類社會歷史的變易既有小循環。又有大循環。天地人物從有到無，再復歸於有，為一周期。朱熹把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成兩半，「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半明半晦」。但在五六萬年光明的治世中，又有治一亂一治若干周期，在五六萬年黑暗的亂世中，也有亂一治一亂若干個周期。這就把整個人類歷史描繪成一個多周期、多層次、大循環套小循環、大治亂周期套小治亂周期的龐大結構。

我們這裏只講小歷史周期。如果開出萬世太平，就可以說跳出歷史周期律了。

公羊學將人類社會分為三個階段：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大同時代就是太平世，天下太平，也就是天下歸仁，全球各國同歸於仁本主義道統之下，也就是湯因比所說的「中華文明一統全球」，在新的歷史平台上「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這就擺脫歷史局限性，真正跳出周期律。

注意，大同是天下同文，人類同德，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可不是全球共產，與共產主義有著不可調和的本質區別。連最高理想都圍繞著物產轉，暴露了馬家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低俗。生產力再怎麼發展，物質再怎麼豐富，也不可能滿足這些低級物奴與時俱進的物慾，不可能避免它們各盡所能地損人利己。關於共產主義與大同理想的本質性區別，我有《共產主義與大同理想》一文詳細論述之。

結語

本書主題是，闡述歷史規律，解答歷史疑難，開闊歷史視眼，強化歷史意識，建立歷史擔當。

歷史是一面很好的鏡子。唐太宗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不僅王朝興替而已，借歷史為參照系，還可以明思想之正邪，知政治之得失，察道德之興衰，助智慧之提升。而要發揮歷史的作用，就必鬚髮掘真相，尊重事實，實事求是。

習近平曾經指出政治家必具兩個特質：遠見卓識和歷史擔當。歷史擔當這個概念與歷史意識、歷史責任、歷史使命相通。有歷史擔當，必有相當強烈的歷史意識、歷史責任和歷史使命，必然重視自己的歷史評價和歷史定位---在歷史殿堂上的地位。習強調的兩個政治家特質，也是大文化人必須具備的。

要有歷史意識、歷史責任、歷史使命和歷史擔當，就要具備相當的經學史學修養和豐富的歷史知識，理解種種道德定律和歷史規律，對種種歷史問題洞若觀火，從而以歷史為鏡，以鏡鑒現實，引導未來。謹以此與有志之士共勉。2016-6-25余東海初稿于南寧

附：自題《中華歷史精神》

中華魂何在，

在經亦在史。

經史相輝耀，

溯古風雲起。

豪傑氣概高，

聖賢精神美。

貫徹五千年，

鑄就文明史。

亂抹不能黑，

亂搗不能毀。

此中有真相，

此中有真理。

禪讓何須疑，

尚書自堯始。

三代各輝煌，

鬱郁數周禮。

漢唐亦王道，

大宋最可喜。

崖山忍一跌，

明清跌不止。

繼之以五四，

顛倒聖與匪；

繼之以毛氏，

把人變成鬼。

五千年股市，

這回真到底。

反彈不封頂，

抄底待志士。

善惡拉鋸戰，

上升螺旋式。

只要儒家在，

自有善動力。

縱被邪路迷，

終將上正軌。

縱然有大彎，

終向大同駛。

2016-6-25

國內首發《儒家網》，海外首發《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