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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侮挨打必有內因

   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一篇社論有這樣一段話：

   「最近二十年，世變彌烈，人慾橫流，功利思想如水趨壑，不特仁義之說為俗誹笑，即人禽之判亦幾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然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於精神幻滅之域。」

   這個判斷很正確。但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不正是反孔反儒嗎？反孔反儒，必然導致仁義之說為俗誹笑，人禽之判幾以不明，必然導致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蕩然無存。民國始而亂象橫生、繼而受侮受侵、進而敗退孤島的內因就在於反孔反儒，而社會病象則是《大公報》這一段話。那樣的社會，沒有內憂必有外患，沒有天災必有人禍，甚至內憂外患齊發，天災人禍並至。

   受侮挨打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受惡棍侮，一種是挨正人打。兩種情況都值得反省。挨正人打，固然責任在己；受惡棍侮，也必有自身原因。這是儒家聖賢一再強調的經典義理。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易經•繫辭上》）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淪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離婁上》）

   反孔反儒就是最嚴重的自侮聖賢、自伐文化、自毀道德，最不可饒恕的自作孽。

   或問：你說民國受侮挨打是五四反孔反儒的結果。可是清朝高度尊儒，何以同樣受侮挨打？答：清朝早中期強盛頗久。但清朝雖然高度尊儒，儒化很不徹底，始終內藏君本主義色彩和滿族主義傾向，難免盛極而衰和受侮挨打。而支持利用義和團和殺害戊戌六君子，更是清朝與儒家徹底分道揚鑣、從中華偏統退墮為夷狄小朝廷的兩個標誌性事件。滅亡的命運就此註定。

   胡適接著與《大公報》社論唱反調，認為民國后二三十年代的社會是中國進步最速的時代。他說：「最近二十年，是中國史上一個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堅強的時代。他們把自己的生命都獻給了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主義，天下還有比這更大的信心嗎？」（胡適《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

   這是盲心瞎眼、自欺欺人的蠢話。如果民國后二三十年代真的那麼好，何愁好制度建設不起來，何至於亂象橫生，烽煙四起，很快就北狄割據，日寇入侵？

   胡適是誤把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等等不良思潮激發起來的國民亢奮混亂驕狂暴虐的情緒，當作民族自信心的表現了。對於當時社會道德和狀況的判斷，胡適與《大公報》社論，誰對誰錯孰真孰假，正常人不難判斷也。

   欲學西方思想而不像，似存傳統倫理而無實，似新非新，似舊非舊，不倫不類。這是民國許多名家和雜家的通病，胡適就是雜家的典型。蔣介石挽胡適聯：「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不知蔣內心怎麼想。僅就輓聯而言，貌似讚揚，卻給人皮裏陽秋的感覺，用來挽胡適，挺合適的。

   反孔反儒是最根本的反人道反中華，必然導致歪理邪說泛濫。邪說泛濫，必然成災，將社會和國家導向災難的深淵。錢穆雲：「救世界必中國，救中國必儒家。」至今振聾發聵。

   儒家欲救中國，必須獲得相應的文化、政治、教育地位、道統、政統、學統一致。極權主義學說竊據憲位，固然不可；三民主義思想取代道統，同樣不宜。儒家欲救中國，不能不批極權主義和民粹主義，也不能不批判三民主義。民國諸賢見不及此，可哀也矣。

   道統在上，聖王在位，必有王道。沒有王道則建設之，王道有缺則補訂之。王道政治，意味著禮樂刑政俱全，制度合宜，法律公正，政治文明，社會和諧，人民幸福，同時足食足兵，足以伐罪和禦寇。王道之國，一般不至於受侮挨打，相反，倒是蠻夷要擔心，別太野蠻。至於暴君暴政，那是一定要挨打的。王道政府有弔民伐罪的責任。2018-4-17余東海 首發於儒家網

（2018/04/17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