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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先生：儒門雜家余東海一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被稱為清華四大導師。趙元任雜亂不通，玩物喪志；王國維昧於本性，未能上達。梁啟超最為優秀，然而學問根基不牢，明辨功夫不足，文化、政治立場皆有失堅定，一生多變，離君子儒尚有距離也。

   四導中陳寅恪名聲最大，最受學界推崇，有人稱他為「活字典」，有人說他是「教授的教授」。傳梁啟超也對他佩服得緊，自稱「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雲。傅斯年贊他「三百年來一人而已」，更是抬舉離譜。三百年來，道德文章學術高於陳寅恪者數以百計。就是民國期間，高於他的不下十個。

   陳寅恪世家子弟，家學淵源，自己也能努力，學問倒也不錯，然博于下學而未能上達，未能約之以天理，歸結于仁道，可謂博而寡要。我給他的定位是儒門雜家，簡稱雜儒。這是由他自己的言論觀點決定的。陳寅恪學問的精華和優點，學界論之已透，容我挑出他兩個不純不正之處。

   二陳寅恪混淆儒法兩家的原則性區別，將秦法視為「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將秦制視為「儒家理想之制度」。此大不正也。他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寫道：

   「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託之專家。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中庸》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即太史公所謂『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之『倫』）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於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實現之也。漢承秦業，其官製法律亦襲用前朝。遺傳至晉以後，法律與禮經並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故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

   上述全是謬論，謹駁以三點。首先，儒家倡性善論而荀子主性惡論，根源處已經背離儒學，淪為外道。唯其禮法並重，故仍屬之於儒門，稱儒門外道。其弟子韓非李斯之流，雖接受過荀子之教，然去禮取法，倡導法術勢，完全背叛儒學、背叛荀學而淪為邪道了，不僅是一般外道而已。所以，李斯佐成秦治，是秦法家佐成秦治，不僅與儒家無關，與荀子亦無關。

   在李斯投奔秦國之前，荀子對李斯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警告。《荀子議兵篇》記載，李斯認為秦國兵強海內，威行諸侯，可見用兵不用講仁義，可以便宜從事。荀子責備李斯被秦國累世的軍事勝利所迷惑，不知秦國軍功愈多，愈恐懼天下各國聯合起來，這是末世之兵；李斯所謂的便宜從事，其實是不便之便，只有仁義之兵才是大便之便。很顯然，李斯沒有聽進去。

   其次，秦制絕非儒制，更非「儒家理想之制度」。秦制包括郡縣制、君本位的獨裁製和刑法制度。對於郡縣制，某些儒者有所認同，王夫之有個著名說法：「天假其私以濟天下之大公」，意謂秦始皇實行郡縣制，本是出於維護家天下獨裁製的大私心，但天道冥冥之中藉著他的私慾發明了一種有助於天下為公的制度。暴秦家天下迅速灰飛煙滅，但郡縣制卻延續下來了。但秦制中君本位的中央制度設置和惡刑惡法，漢朝逐漸修正優化也就是儒化，成為敬天保民的禮制和德主刑輔的祥刑。內廷外廷逐漸分開，君權相權有所均衡。所謂「漢承秦制」，一是承郡縣制，二是漢初繼承了秦制中某些惡法，但也逐步有所廢除，如漢武帝廢除肉刑。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制度、法律性質更是根本不同了。

   又其次、「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早已實現於三代，並非於秦始皇之身才得以實現。把「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歸功於暴秦是一大流行錯誤。這是《中庸》記載孔子的話，可見春秋之前就有「三同」。至少西周時漢字的符號文法和文章結構亦統一，國家一級道路稱為周道或周行。「行同倫」還可上溯至堯舜時。注意，儒家「行同倫」的倫，是指以仁為本的倫理禮制，可不是「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之倫。冠帶之倫意謂高冠大帶之輩，指六國諸侯。秦始皇兼并冠帶之倫，將倫理道德徹底破壞無遺。秦始皇實現的不是「行同倫」，而是行無倫，行同惡。

   陳寅恪不明儒家與佛道之根本區別。儒佛在倫理、人道層面的區別，他是知道的。他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說：

   「釋迦之教義，無父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衝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易，則絕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于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沈歇絕。近雖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終不能復振。其故匪他，以性質與環境互相方圓鑿枘，勢不得不然也。」

   他知道原始佛教教義無父無君，與中國傳統倫理和制度不能兼容，所以佛法東來，必須經過中國化即儒家化的過程。這很正確。但他有所不知，這種衝突是外在和表層的，儒佛兩家對於道體認證有所不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都不同，這才是根源處、原則性的區別。對此陳寅恪並無認識，可見其學術大不純，缺乏擇法之眼。他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中說：

   「中國自來號稱儒釋道三教，其實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決不能與釋道二家並論。故外服儒風之上可以內宗佛理，或潛修道行，其間並無所衝突。」（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

   儒家非真正之宗教，這沒有錯，但並不意味著儒與佛道在原則理義上沒有衝突。真正的儒家，形上形下貫通，內聖外王一致，同歸於仁道。不「外服儒風之上可以內宗佛理，或潛修道行」的，縱然是儒生或自稱為儒，絕非醇儒正儒，而只能是雜儒、儒門外道或者佛道之人。

   陳寅恪涉及儒佛道的言論，不乏卓見，但問題也不少。例如，他對於佛道尤其是道家，抬舉非常過度，很不儒家。王陽明說：「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道不遠人，不遠愚夫愚婦組成的社會，也不遠愚夫愚婦的人慾和人性。對於人慾，儒家不是絕滅而是引導；對於人性，儒家不是違反，而是提升。佛道則「為道而遠人」，故不可以為道，非人生之常道、人類之正道。

   而陳寅恪論及道教時，認為新儒家的學說，大都有道教或與道教有關的佛教為之先導；道教對域外輸入的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都能盡量吸收，同時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將眾家之說融成一家之說以後，仍然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之教義，而新儒家就是繼承了此種思想遺產而能夠大成者。（詳見陳氏《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

   這類說法于道教和道家是過譽，于儒家是無意的貶低。其中「新儒家的學說大都有道教或與道教有關的佛教為之先導」這個觀點頗為流行，其實非常不儒家，不正確，卻為很多學者所重複，還發展為「宋明理學吸收佛道思想」之說，純屬想當然。受到佛道的刺激、激發，儒家更加強調天道信仰，強化天命意識，全面深入討論闡說天理良知，這是理學興起的文化背景沒錯，但不能說理學吸收佛道思想。理學所有理義，都有聖經聖言依據，無非吾儒故物之翻新或反本所開新。這個問題我在《宋儒和理學》一書中深談，茲不詳論。

   1919年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習梵文時，曾對西方古典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異同做過對比。據吳宓《日記》是年12月14日條所載，陳寅恪說： 「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乃吾國留學生不知研究，且鄙棄之。不自傷其愚陋，皆由偏重實用積習未改之故。此後若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財源浚辟，則中國人經商營業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引自清華大學出版社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

   余英時文說，這是朋友間的閑談，由吳宓記錄了下來。吳宓當時在《日記》中特別註明，此段「盡錄陳君之語意」，故大體可信。余英時引用這段話，是為了讚美陳寅恪，他認為「陳寅恪的價值規範與動力誠然是由儒家傳統提供的，然而他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接受傳統儒家價值的經驗內容。」而這恰恰暴露了陳寅恪儒學功底有限，學問根基不牢，對儒家聖經和聖賢「精深遠大之思」和「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缺乏必要的認識。

   陳寅恪反對三綱。他在《論再生緣》中表彰才女陳端生說： 端生心中於吾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藉此等描寫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後百余年間，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田厄，聲名湮沒，又何足異哉!又何足異哉!(《寒柳堂集》） 余英時稱陳寅恪：「在摧破舊三綱方面，他和譚嗣同並無分歧。」譚嗣同雜家也，比雜儒尚且差得遠，陳寅恪與之同調，自外儒家矣。三綱者，君君臣臣、君為臣綱，父父子子、父為子綱，夫夫婦婦、夫為婦綱。三綱五常皆儒家故物，人道正理。東海有《理直氣壯承認三綱》辨明之。摧破三綱，必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

   三綱絕，人禍起。晉《後漢記•光武帝》記載，逢萌聞王莽篡權，「子宇諫，莽殺之。萌語友曰：「三綱絕矣！禍將及人。」即解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屬客于遼東。

   摧破三綱，非儒家所宜言也。

   三稱陳寅恪為儒門雜家，是我從陳寅恪散見於詩文議論之中的儒學觀得出的結論。陳寅恪生平雖然尊儒，並未自稱儒家，從未正式參加過任何倡導儒學的運動，也從未以儒學史的專家自居。從儒學角度著眼，將陳寅恪定位為雜儒，只有過譽之嫌，絕無貶低之意。

   古來儒家人物無數無量，以道德論，有儒士、君子、賢人、聖人等差異；以學問論，可分為醇儒、別儒、雜儒（儒門雜家）、儒門外道三種。醇儒有大、小之別。大儒重視格致，博學于文，既博于儒學，又博于諸子百家。小儒雖純于儒，學問眼界不夠寬廣。雜儒亦博，博採眾家，然博而不精，立場根基不穩，儒門外道原則處有重大錯誤。

   雜儒只是學問駁雜，正純度不足，在學術上猶高於儒門外道。儒門外道不僅理義不純、根基不穩而已，在世界觀人性觀之根源處還存在重大錯誤，如荀子。依此標準，定陳寅恪為雜儒，最為合適。

   儒門雜家也是儒，故能堅持「中國文化本位論」，並有不少高見而沒有三觀層面的原則性大錯誤，高於儒門外道，更高於一般雜家和外道人士。論德性，陳寅恪更有大過人處。其所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的話，正可用在他自己身上：「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杞，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先。」

   四關於陳寅恪雜儒的定位，有友人提出批評，特答覆於左。「或說」是友人言論，「答」是我的回復。

   或說：

   「不同意兄稱陳寅恪『雜儒』的看法。判斷歷史人物，不僅觀其學術，更重要的是行為。五十年代初，毛氏奪得江山後聲望最隆，包括熊十力、梁漱溟在內的許多著名學者紛紛擁戴，唯獨陳寅恪在中國科學院請他出任歷史所所長之際，回信提出不學馬列，不學政治，並要毛劉簽名保證，終於不去北京。陳晚年目盲腿廢，以絕大毅力寫出八十萬字《柳如是別傳》，表彰柳如是助錢謙益抗清復明。陳是史學家，未專力研究儒學，但自幼熟讀十三經，所有著作包括其詩始終貫穿儒家之史學精神，留學歐美十多年，不雜西化思想。其立身處世，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無愧浩劫中罕見之士林典範，何以不中不正？」

   答：定陳寅恪為雜儒，就是「觀其學術」，側重其學術而論。在學術上，「熟讀十三經，所有著作包括其詩始終貫穿儒家之史學精神，留學歐美十多年，不雜西化思想。」這些可以說是醇儒、大儒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醇儒之醇，關鍵在於儒家立場之堅定和道德觀世界觀之中正純粹。其實，僅僅生平未力研儒學、未自稱儒家這兩點，就足以從醇儒、大儒行列排除了。

   或說：

   「儒學包含經學、史學、文學、文字訓詁之學，其內容為義理、考據、詞章，曾文正加上經濟。任何一方面有傑出成就，于學問中融通儒家精神，皆不宜以雜儒視之。老杜畢生為詩，無學術專著，而被尊為詩聖，正在於少陵之仁心，遙接孔孟。自漢唐至當代，儒家汲取佛學、西學，開拓發展，然以儒門義理為主導，則不得以雜視之。……儒重謙德，謙卦為周易六十四卦中唯一無咎之卦，故戒驕矜。凡學有所成，名聲日盛，未免躊躇自得，激揚文字，俯視群倫，稍有驕氣，不加克制，即流入狂妄，厥例不可勝舉。自省與慎獨為終身之事，曾子臨逝前之言，令人懷惕懼之心，每每為之太息。」

   答：醇儒必須義理精通，這是首要、基本條件，非此不足以稱醇儒；非此，即使史學、文學、文字訓詁之學、經濟成就最大，皆不足以稱醇儒。老杜被尊為詩聖，自然沒問題，然若以之為醇儒或聖人，那就荒唐了。自漢唐以來，歷代聖賢大儒多以闢佛道為己任。略列其名如下：

   傅奕、狄仁傑、姚崇、韓愈、李翱、杜牧、孫復、石介、李覯、歐陽修、蘇軾、二程、張載、范育、朱熹、胡寅、胡宏、陳亮、葉適、張拭、方孝孺、夏言、胡居仁、曹端、薛瑄、王守仁、王時槐、丘浚、羅欽順、劉宗周、王夫之、朱舜水、顏元、戴震、熊十力。

   故陳白沙有「未有真儒不闢佛」之說。清儒徐潤第唱反調謂「白沙曰未有真儒不闢佛，吾則曰未聞闢佛有真儒。」並誣闢佛者名根未斷。（《敦艮齋》）。依此而言，連二程、朱熹、王陽明、劉宗周、王夫之皆非真儒矣。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陳白沙學術雖不夠精純，然較之大多數清儒卻純得多。宋明理學諸大儒大多深研佛道兩家，故深知其學所蔽和流弊之深重，為民為國為天下為良知，辟之不遺餘力，正是誠之功夫的發揮，修辭立誠的表現。

   東海認為：除了儒家外王學，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政治學；除了儒家內聖學，佛道兩家是最好的外王學。所以在政治上，我主張「一主三輔論」：以儒家為主統，以佛道和自由主義為輔統。然而，理義上和原則上，儒家貴純不貴雜，反對雜染其它學說，包括佛道和自由主義之理義。張載有言：「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論學論理，道理最大。這方面只能論道理之高下優劣和是非對錯，不能論謙不謙虛。謙德有其適用範圍，不能普適性地到處使用。長沮、桀溺避世，孔子謂「鳥獸不可與同群」，無違謙德也。

   或說：

   「論人當觀其大處。孟子云，先立其大，則小者不可奪也。亂世衰世之中，檢驗一個讀書人是否真儒，最重要的是觀其是否有風骨氣節。若過事吹求，則一無是處，自朱子至王陽明，全身皆病矣。陽明之學，非有」狂禪」之譏乎？雖陽明不任其門下弟子入歧途之咎，而心學雜入禪宗之頓悟，已非純正。朱學與王學孰為繼孔子之真傳，後世有無數之爭議，故言中正，談何容易哉！」

   答：論人當觀其大處，論學也一樣，當觀其根源處。論人論學，如理如實最為重要。儒家論人，有士、君子、賢人、聖人、大人之別；論學，有醇儒、雜儒、儒門外道之異。是怎樣就怎樣，實事求是最重要。難道一定要稱杜甫為聖人、稱陳寅恪為醇儒才是不「過事吹求」嗎？

   理學可分為兩大派：一為程朱理學，強調理（天理）高於一切，為理學正宗；一為陸王心學，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強調心（良知）是宇宙萬物的主宰，或稱為理學別派，理學別宗。明末清初理學大家孫奇逢在其《理學宗傳》中，將程朱、陸王都列為道學正宗。

   狂禪之譏，是不明陽明之學。想起錢謙益稱讚乃師傅新德的話：「至論儒者之於禪宗，東拚西護，陰用而陽斥之，非其修立誠之學。」這是無知誣衊。理學諸大儒大多深研佛道兩家，深知其學所蔽和流弊之深重，為民為國為天下為良知，辟之不遺餘力，正是誠之功夫的發揮，修辭立其誠的表現。聖賢君子至誠大義，非錢謙益輩所能知也。理學心學之理義，或與禪學有貌似，實為吾儒所故有，自有聖經聖言之依據，何嘗「陰用」禪學哉。

   「心學雜入禪宗之頓悟，已非純正」雲，也是對陽明心學的誤解。理學、心學與禪學，表象相似，其實大異，二程、朱熹王陽明皆嚴闢佛道，良有以也。此話題大，茲不詳論，我正作《宋儒與理學》一書，將對此深入詳細分析之。

   論及諸葛亮。或說：

   「兄文所論歷史人物中，諸葛身處漢末衰世，助先主取蜀，輔後主守之，主動伐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品格之忠貞，光照千古，正見其心地之醇正。而蜀地封閉，人才有限，劉璋闇弱，法紀鬆弛，諸葛治蜀，不得不用嚴刑重典，此即兄言申商之術。然當時民心擁戴，孔明死後，官民無不痛哭，史書所載，歷歷可考。凡政治之事，因時因地而異，無論所行何術，當觀其實效如何，政治家非坐書齋之」醇儒」可比，管仲所行為霸道，孔子許其為仁。漢末群雄競起，劉備勢力最為弱小，諸葛助其取蜀后輔劉禪治理，諸葛死後劉禪安居，先後為帝四十余年，這已是了不起的事功。兄言其為雜儒，政治軍事成就有限，是以伊尹周公之標準要求，而不顧時移世異，諸葛所逢之主，豈可上較湯武乎？」

   答：諸葛何以非醇儒，我在《儒門三大雜家》中已有論斷，朱熹認為，諸葛以管樂自許、好申韓之書和勸劉備取荊益，都暴露了其學術之駁雜。此言可為諸葛定論。兄台臚列諸葛種種道德之光和為難之處，都否定不了朱熹指出的諸葛之學術駁雜。至於孔子稱讚管仲，以原話是：「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這是稱讚管仲的功績，認為助桓公成就霸道，就是管仲的仁德，並非肯定管仲桓公所行為仁政王道。《論語》中孔子還指出管仲「不知禮」等毛病。我們同樣可以說諸葛輔助劉備父子「如其仁，如其仁」，但不能因此就許諸葛為醇儒。2017-6-14余東海

   注：本文所引陳氏言論，皆轉引自劉夢溪《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陳寅恪對儒釋道三家的「判教」》（2016年9月14日《中華讀書報》）和余英時《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二文首發中國文化基金會

(陳寅恪先生：儒門雜家 全文完)（2017/07/08 發表）